主持大局

基督信仰的一个伟大之处，便是能适应任何时代和人群，却不削弱其本质力量。基督作为人子，便不属于东方或西方，而是属于全人类。祂是每个人的同时代人，无论何时何地，祂都在那里。

基督信仰如一束纯洁无瑕的光，却因反射面而变化万千。西方教会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如同阳光照射在一个红色或绿色的表面上，它就会反射出红光或绿光；因此历史上，教会从构成她的民族和族群特征中汲取了某些独特性。主并不通过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模式来使人得救——除非他们的生活模式违背了基本的公义——事实上祂允许他们按其自己的民族习俗来生活。

若教会能在过去数百年间，在跨越种族与文化界限传扬真理时铭记这一点，那将是极好的。人们常常将纯粹的基督教与受特定文化影响而改变的基督教混为一谈。对于渴望成为基督徒的人，往往要求其在某个社会阶层中有所谓的美好生活，这个观念是狭隘且带有偏见的。宣教士们常常不自觉地试图让初信者成为一个优秀的加拿大人或者美国人，却全然忘记了那些标志着人们属于特定民族的特征，与基督或救恩毫无关联。未能考虑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拦阻了福音的传扬。宣教士无法接纳异域文化具有的正当性，这在基督信仰传播的道路上筑起了本不该存在的壁垒。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避免因着文化差异而导致基督信仰传播的缓慢，本土教会应运而生。这是一种基督徒的宣教理念，简言之就是在其他海外禾场上建立的教会不该受到外部的干涉，应当被允许按照本地社会的文化习俗敬拜与生活。与此同时建立了本土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宣教理念。

翟辅民很早就得此结论：他被差遣到中国，不是使中国人成为西方人，而是让中国人成为基督的门徒。因此，中国人的习俗应该被尊重，中国教会理应被当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教会而存在，她的权利需要被承认。他认为，中国教会应该成为一个在中国的基督教会，而不是一个西方教会移栽到中国之内。这一理念贯穿了他一生的宣教生涯。

当翟辅民确信自己的信念是来自上帝时，便对信念极其坚定。尽管他表面上看似性情急躁，实则每一步都谨慎思考祷告寻求。于他而言，祷告既非一种宗教义务，亦非甜蜜享受，而是他的力量和引导的光。当他为一件事情祷告，在没有透彻之前，他会像任何一个谨言慎行之人一样谨慎小心，但是一旦当他在祷告中寻求到上帝的心意，他就会大胆勇敢地行事。在对于中国教会自治自传自养自身建造的问题上，他毫不犹豫。因为他毫无怀疑地相信每一个教会在建造成长过程当中都应该尽早实现完全独立。

华南差会的某些成员在教会自治的问题上反对翟辅民的观点。他们坚信：只有当一个教会配得时，才能获得独立自主的资格。一个在经济上不能自给自足的教会，也没有能力做到自治。他们据理力争若想实现教会的完全自治，其根基必须是基于该教会经济的完全自给自足。只要教会接受差会部分资助，便应接纳差会相应程度的督导。翟辅民始终不认同此观点，他秉持教会应当实现完全自治。

因此，最终一种折中的做法产生了，该种做法理论上赋予宣教士们权利能治理还未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的中国本土教会的权利，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宣教士们实际的治理权微乎其微。对于这些中国本土教会，差会决定，这些中国本土教会应该由三个委员会同时监管。其中一个完全由中国基督徒组成，另一个完全由外国宣教士组成，第三个委员会则由数量对等的中国基督徒和外国宣教士组成。根据这种相当复杂的安排，每个人都能得到公正的申诉，也可以无偏颇地处理事务。

纸面上看似如此，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那就是翟辅民对中国百姓强烈炙热的爱。他对中国百姓的爱强烈到一个地步，让他对中国人有明显的偏爱。当宣教士和中国人之间有分歧时，翟辅民会本能性地站在中国人一边。长期以来，这导致了华南差会和他的带领同工翟辅民之间尖锐的分歧。

对于翟辅民这样自我意志坚定又自信的人，必定迟早会和他的同工们产生张力。在事工开展中，同工们和翟辅民真实存在的分歧亦或是双方心理上一丝丝的骄傲不服，这些都导致了双方偶尔会在年度同工交通会中激烈地争论。在向大会陈述方案时，翟辅民的优势在于公认的卓越能力，更在于他对此项事工的异象远超于其他人的认知。但是他对于不同的想法缺乏包容，对所遇种种狭隘缺乏忍耐，这是他的有限。

翟辅民是一个极为赤诚的人。他的灵被福音的使命完全占据，对灵魂充满负担。在罪中失丧的人必须听见福音——是的，他们必须听见福音！世界黑暗的法老们也必须听见神的命令“容我的百姓去”。在这燃烧的使命旁，其他的一切显得无足轻重。他深觉自己欠福音的债，深深被良心催逼，化作圣洁的恒忍，如此日夜无息。在这股信念的催逼下，他不由自主，在对世人灵魂的重负下前行。

对于像翟辅民这样的人来说，制度的某些规定会给他带来极大的恼怒，若这些制度限制了他传福音给这个濒临灭亡的世界，它们便是可憎的。他深信身体的合一，也认为教会在福音事工领域应该接受制度的管理。但是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被神呼召有福音使命的先知。他已然听到了神的声音，也舍弃一切去顺服神的呼召，因此他发现自己很难去顺服教会中地位权柄恩赐不及他的人。为了让事工按照自己的计划实施，他有时会不惜搁置——或至少严重削弱——民主程序。这偶尔会导致既令人烦恼又十分滑稽的局面。

有一次，全体同工正在讨论是否应该担负起对某个儿童之家的资助和管理之责。翟辅民，作为带领同工，在涉及中国儿童的问题上本应保持中立。但这个问题被提出时，翟辅民强烈地说道：“所有赞成把这些可怜无助的孩子弃置大街不管的请说‘赞成’。”这种处理事物的方式虽然把事务解决了，但却让宣教士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不可否认，同工们之间不顺服的情形偶有发生，但翟辅民总是一笑置之。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他也不会让事工受那些缺乏属灵洞察力的同工的拦阻。这种做工方式虽然独裁专制，但在一定程度上往往被谅解，因为事实证明，虽然他并非总是正确，但通常随后的事实却证实了翟辅民作为带领同工的真知灼见。

他的同工们爱并信任着他。其中有些人甚至对他怀有痴痴的仰慕，他们深信他的真诚，以及对神旨意的完全奉献。他劳碌不为其他，唯求事工成就之喜乐——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深知此点，并因此敬爱他。因为他头上的膏油和心中的爱，所以翟辅民的同工原谅了其余所有。小小的分歧很快得以平复遗忘，就像夏天的阵雨一样转瞬即逝，事工却仍然继续推进，日益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