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事件

随着翟辅民年岁渐长，他的工作方式越来越具有军事行动的特点。他自己就是最高指挥官，并且从不让他的同工忘记这一点。他们是他的“士兵”——他愿意为他们奋斗到底，但他们必须做到三点：服从、合作和努力工作。他以军事指挥官般的严厉态度坚持这些要求。

努力工作这一点，倒从不难实现，因为宣教士们眼前始终有他们的领袖作为活生生的榜样——一个不懈工作、甘愿自我牺牲的典范。他要求很高，但从未苛求别人做他自己都做不到的事。

然而合作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这些同工都是意志独立、自有主见的的人，其中一些人对严密监督并不太乐意。此外，必须承认的是，翟辅民本人也并非完美合作的典范。

这一点在他与总部理事会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不错，他的确会走形式咨询理事会的意见，但并不总是会等待他们的回复。他的理由是，自己身在宣教第一线，最了解实际情况，而理事会远在美国。他们又能对自己的困境了解多少呢？更何况，有时要等上三个月才能得到理事会的裁决（他们一年只开四次会），而第一线的需求往往十分紧迫，连三天都等不了。

他觉得这种拖延令人无法忍受。而在纽约总部疲于应付的理事会成员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本想与翟辅民合作，但还需兼顾另外19个禾场，而翟辅民却很容易忽略这一点。

谈到服从，这条规定是铁打不动的。翟辅民绝不容忍他的同工中有任何反抗行为。例如，当一个人被派往某处禾场并承担某项工作时，这人就必须留在那里，完成那项工作。不允许申辩，也绝不准拒绝。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规定都执行得很好，但也可能存在例外。

在中国曾有一段时期，有些同工竟敢无视宣道会负责人的权威。那是1925年，中国几乎处在动荡的革命前夕。宣教士们的性命受到威胁，于是其中一批人被送到了香港，并被要求在英国的庇护下保持低调，等风头过去。

当时有几家大型航运公司的船停泊在香港，准备启航却因缺少船员而无法离开码头。航运公司老板们急忙在报纸上登出求助消息。他们向任何身体健全的男性提供一次为期三个月的旅行，可前往美国或加拿大，承诺靠港后有短暂游览时间，并保证返程。对方只需在船上做些简单工作——不需要任何经验。

这些宣教士们已经被迫闲居数周，而且短期内也看不到局势缓和的迹象，于是有些人决定趁机回国一趟。他们觉得这没什么坏处，总比干坐着要强。最终有八名宣教士签约，乘船离开了香港。

几周后，他们按计划返回，但等待他们的不是热情的欢迎，翟辅民已将所有人列入黑名单，断绝了一切往来。其中有两人经过切实的谦卑悔改，一段时间后得以恢复职位。其余的人则再未被本差会接纳，最终要么辗转返回了美国，要么加入了在中国的其他差会。翟辅民认为，会做出此种行为的人不配担任宣教士工作，谁也无法预料他们在紧急关头会做出什么事来。

翟辅民这一专横之举曾遭受指责。但任何想要谴责他的人，都不得不先否定一位使徒的作为——保罗在类似情形下做过完全相同的事，他曾因马可中途退出工作而将其列入黑名单，并拒绝再与他同工。

我们描述的这类管理方式，表面上完全说不过去。若仅从理论层面来剖析，它们确实漏洞百出，但最终的检验标准在于其是否能够取得成功。据一位曾与他共事的人说，翟辅民“简直就是成就事工的奇才”。他不仅有近乎不可思议的执行力，还兼备温暖仁爱的品格以及超然的神秘气质，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他能深得同工们的信任和爱戴。尽管同工们有时也会摇头不解，但他们都能从这位高大、面带笑容、勤勉不辍的领袖身上感受到确实的恩膏。他们愿意追随这位受膏者，即便不完全认同他的方法；而他们事工结出的累累硕果，也充分证明了他们的选择是明智的。

如今回望，翟辅民成就的事工规模巨大，我们这般成就远不及他的人，若能取得他一半的功绩，或许就已深感欣慰。但对他而言，这却永远不够。他心中的宏图远非其所能及，这使他永不满足。每年分配到他手下的寥寥数名同工、有限的预算、与尚未归主的庞大群体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的信徒数量——这一切沉重地压在他心头，促使他发出了基督教宣教文字中那些最沉痛而又最有力的慨叹。

例如，到1925年，宣道会已在广西建立了77个宣教站点。福音正从这些站点向四面八方传播。这在年度报告上看来或许成绩斐然，但从未让翟辅民生出丝毫自满，因为在该省还有83座城市和1533个乡镇。所有自满情绪在这位领袖沉重的质问前都烟消云散：“与这庞大的数目相比，77个站点算得了什么？”。

翟辅民始终珍视所在禾场已取得成果的价值。每逢有人愿意倾听，他都会广为传扬这些事工，但他的讲述总是带着深思熟虑，旨在激励大家投入到更多行动中去，而不是引发自满情绪。无论这些成就在后方支持者眼中何等辉煌，对他而言，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未来可能成就之事的证明，更是促使他更加努力奋进的挑战。

正如我们之前所述，翟辅民的生命力量源自内心深处，完全超越了理性的维度。海外宣教的核心理念永远刻在他的心头，每当面对听众，他总能以强大的说服力将其清晰地阐述。然而，驱动他五十年不懈奋斗的远非单纯的逻辑思维。他总能给出一些理由，那些理由如炮火攻击般猛烈而有力，但没有人会相信，这就是他作为基督教宣教士的全部动力。在他生命中存在某种超越理性、更宏大更崇高的力量，这力量驱使他义无反顾地找寻失丧的灵魂。

归根结底，正是这种神秘的感召，造就了作为宣教士的翟辅民。他得体的举止、从容的气度、出众的相貌与强大的感召力，多得益于先祖的遗传，那坚定的道德品性或许也承袭自苏格兰的血脉。但促使他成为宣教先锋的崇高执着，不是属乎血气的——乃是从上帝来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事件便不难理解了。这正符合翟辅民一生的行为准则。在他眼中，上帝的事工远比个人重要。虽已获得些许成果，也曾寻回几只迷途的羔羊，但整个中国仍有千千万万的灵魂深陷罪恶与死亡的黑暗中。纵使需要他或任何一位基督徒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必须要拯救这些灵魂。哪怕只是暂停事工一日，都会令他内心深感不安。翟辅民自己绝不会这样做，也绝不原谅同工们有这样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