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受劳苦

作为新任主席的翟辅民，上任之初便将满腔热忱倾注于梧州圣经学院。这所学院乃葛理士博士开拓华南福音工作时所创立。如今，翟辅民将其视为己任，并投入了巨大的热忱。此后多年，他出任院长。学院在他任内影响力日渐增长，成为基督信仰在广西地区传播的重要基石。

翟辅民对圣经学校在宣教使命中的地位，怀抱着矢志不渝的信念。自早年岁月起，他的脚步所至，只要得人归主、建立教会。其下一桩心事，必然是兴办圣经学校。在梧州栖身多年，他几乎无一日不在学院躬亲执教，时常为全校学生讲课。这些倾注心血的讲章，后来陆续刊载于他亲手主编的《圣经杂志》，终得以付梓成书，嘉惠后人。

翟辅民深信印刷文字的力量。他让印刷机持续运转，印制出大量基督教书籍，分发到整个东方。他以近乎殉道者般的热忱投入出版事业。他自幼沉浸于印刷油墨的气息中，餐桌旁的话题常关乎报纸、印刷思想的威力，以及新闻界对善恶的影响，而这些，他无一遗忘。

他在担任主席新职后，自然立即着手在中国开展出版事工（此职位使此事成为可能）。这绝非易事。当时既无印刷设备可用，即便能得到设备也无厂房安置，也无操作机器的技工，即便能找到这样的人，预算中也无款项支付其薪金。

翟辅民一贯的做法是，首先试图说服总部为自己提供一台印刷机。当这一尝试遭遇失败后，他便向加拿大和美国的朋友们求助。他们给予了非常慷慨的回应，不久，在这些满腔热忱的支持下，他便建立起了一个名为华南宣道出版社的小型出版机构。这便是翟辅民的作风：如果差会不能或不愿提供他迫切需要的资源，他便会向朋友们求助，把他们的援助带回差会。

梧州圣经学校已经培养了多届学员，并将他们送往中国各地的禾场。翟辅民深知这些学员在接受训练时的欠缺，也意识到他们是需要跟进栽培的，尤其需要与学校和宣教士之间保持长期的联系。他曾通过定期寄信，尽力弥补这一环节，将这些信件送到日益增多的毕业生手中。在这个过程中他被启发：为何不创办一份刊物，将信件对个人牧养的关怀与圣经教义的传播结合起来呢？于是，《圣经杂志》便应运而生。

《圣经杂志》让翟辅民一举成名，使他在国际间声誉鹊起，迅速远播整个远东。他不仅自办了出版社，还雇佣了印刷工和文员，开始批量印制杂志，并分发到亚洲各国。该杂志在中国有着庞大的发行量，几乎所有基督教派的信徒都阅读这本杂志。而它的足迹也遍及全球任何能读懂或使用中文的地方。有趣的是，该杂志甚至在美国也有了一定的读者，尤其是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因为那里有相当数量的华人群体都在阅读它。

出于对出版业的深刻了解，翟辅民不允许生产出任何低劣的作品。通过选用优质纸张，以及精美的排版和考究的设计，使得《圣经杂志》成为印刷工艺的杰出范例。考虑到当时的种种条件限制，这无疑是令人惊叹的。同时杂志的内容与其外观同样出色，完全契合整体的高标准。用粤语撰写的文章和社论，始终围绕圣经展开，充满了福音的精神。尽管杂志中有着对预言的强烈关注，翟辅民却在解读时始终保持理智，从不做轻率的预测，也从未超越圣经本身的文字来妄加解读。

翟辅民的笔墨影响深远，在海外宣教地以及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中皆有显著反响。他并不满足于单一出版物，而是孜孜不倦地写作、编辑并印刷各类著述，以多种语言传播，内容始终关乎基督及其福音的讯息。他的文体风格通俗口语化。他从未注重雕琢文辞，而是直陈要义，旨在说明事实、说服人心、唤醒行动。他并非为后世立言，而是为了激发行动的力量，推动那至为重要的普世福音化使命。而在这点上，他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虽然翟辅民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却谨慎得很，未经母语者润色，绝不轻易让自己的中文稿子付梓。他身边有一位长期合作的中国秘书，如同他文学上的左膀右臂，既帮他修正那些略显生硬的粤语文句，又还会将他的稿件转写成优美的英文。在出版事业上，正如在其他事务中一样，翟辅民很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效法现代工业的思路——分工协作。凡是他无法完成或无暇顾及的工作，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人来完成。而他自己的职责，是点燃热情、给予方向；至于技术与技巧，则由助手们来补足——这正是他雇用他们的缘由。

梧州是华南禾场的总部。这里不仅设有出版事工与圣经学校，还建有宣教士接待之家，以及两所孤儿院——一所收容男孩，另一所收容女孩。每个机构虽各有其负责人，但在整个梧州的事工上，翟辅民无疑是公认的领袖。他那股宣教的热忱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从梧州出发，宣教士们四散而去，走向四周的城镇与乡村，传讲福音。

宣教士们采用的方式简单并直接。他们走进一座城镇，择一处适宜的地点——或熙攘的市集，或人群汇聚的街隅。他们尽量背靠着墙，以防后方受袭。随即，他们宣讲圣道，宣讲片刻后若条件许可，还会唱几首福音诗歌。无论何种境况，他们总不忘售卖些许经文小册，抑或向聚拢聆听的群众分发福音书页。

若宣教士们在一座城镇立足下来并找到一处可作为聚会的会堂，便会说：“聚会将会继续，请随我们进去吧。”往往，听众便直接移步室内，聚会也随之继续。聚会通常会有开放问答环节——这些听众并非某些人想象的“愚昧的异教徒”，相反，他们身后承载的文化，比宣教士自身的文化还更古老。

多年来，翟辅民身兼数职：他既是华南地区的主席，梧州教会的牧师，圣经学校的校长，华南宣道出版社的负责人，《圣经杂志》的编辑，还协调着众多中外工作者的活动。除此之外，他仍抽空四处奔波，每三四年回加拿大短暂探访，或长途跋涉，为到访中国的显要担任翻译。至于未得之地的宣教禾场，他更是从未停下脚步，总在探访、开拓的路上。

1900年，罗伯特·翟辅民迎娶了美国女宣教士米妮·多纳小姐（Miss Minnie Doner）。她比他早两年踏足华南，怀着炽热的心成为了那片土地上的先行者。米妮是一位极为杰出的宣教士。梧州的教会能够建立起来，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着她的坚持与劳苦。除了每日繁重的宣教工作，她还多年担任宣教士接待之家的舍监，以无数琐碎而细致的付出，支撑着整个事工的运转。她从不喧嚷，却忠心与丈夫并肩同行；只要身体尚能支撑，她便竭力分担那一桩桩繁重的任务。可以说，正因她的默默守望与无私奉献，翟辅民才能安心奔走四方，肩负起那沉重并广阔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