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了劳苦

日军登录群岛后最初数月，是宣教士们享受相对平静的时期，其中一些则打算逃往美国。剩余的则仍持守如以往，无人知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只晓得自己是远离故土的敌国侨民，从那些气焰嚣张的日本兵那里，他们没法期待那一丝丝的怜悯。

麻烦从婆罗洲开始了。新任宣教士兼宣教飞机驾驶员杰克逊牧师（Rev. F.C. Jackson），曾在日军试图登陆婆罗洲海岸时为荷兰军队提供重要援助。他和他的飞机，曾一度短暂地成为荷兰军队的膀臂，日本人对此耿耿于怀。杰克逊最终被捕并遭处决。另一位宣道会宣教士桑德牧师（Rev. Andrew Sande）也一同殉道了。这是一连串打击的开始，幸运的是只有少数宣教团体被召承受这苦难。不出一个月，桑德夫人与其襁褓中的儿子亦遭杀害。这场恐怖尚未终结之际：威灵格牧师（Rev. John Willfinger）已被处决；戴博勒牧师（Rev. C.R. Deibler）因无人照料而病故；普雷斯伍德牧师（Rev. W.E. Presswood）因过度劳累体衰，终染肺炎离世；格雷丝·迪特玛（Grace Dittmar）则因在船上染了风寒，返美后不久便离世了。

这些都曾是翟辅民的同工。他们在他的引导下来到这些海岛作工。他曾为他们长久代祷。他们则寻求他的引导和勉励。正是为了他们，当暴风骤雨即将席卷而至时，他仍坚守在东印度群岛。试想他与同工们将一同卸下重担，无需在众人离去后重新回到工场——这念头本身，岂不蕴含着一种神圣之美？

日军逼近西里伯斯岛前夕，翟辅民将望加锡宣教站全体同工转移至数英里外的疗养胜地——本汀提吉。在那里，他们趁着行动尚未被完全限制时坚持开展事工。翟辅民竭尽所能鼓舞岛上所有宣道会同工，在境况允许的情况下，与他们保持最紧密的联系。

这些留在本汀提吉的人平安无事，直至1942年3月13日。随后日军逮捕了男同工，将他们羁押在望加锡庞大的警备营房中。女同工们则被拘禁在本汀提吉。不知为何，翟辅民获准与妻女同囚于女子营房。这位日军军官到底为何做了如此奇怪决定——让一个男人和女人一同关押，我们若是能知道，一定是一个令人深思的事情。究竟是出于对翟辅民白发的敬重，还是这位威严圣洁的老兵身上某种特质，触动了那名士兵的恻隐之心？无论出于何种缘由，翟辅民得以与家人共度一年时光，享有充分的私密空间，如常进行文字工作。

然而这般境遇终究难以为继。一年后，日军将他与家人分离，押往西里伯斯岛莫利诺的另一处营地，他在那里度过了四个月。随后他又被转移至帕雷帕雷的男子监营。不久盟军飞机掠过营地上空，对其进行猛烈轰炸。许多人被炸身亡。翟辅民本人则九死一生，捡回了一条命。

帕雷帕雷营地遭轰炸后，囚犯们被押往深山数英里外的另一处营地，关进原本用于养猪的猪圈。除了临终前的短暂时日，翟辅民在此度过了他在世最后的时光。

与翟辅民同囚的普雷斯伍德牧师（Rev. W.E. Presswood）曾记录当时境况：

我们抵达不久，痢疾便爆发开来，随后三个月内，600名囚犯中超过三分之二染病。其中逾25人丧生。食物短缺，卫生状况不堪言状。痢疾肆虐之际，空袭警报更是不绝于耳。美军飞机每日在营地上空及周边盘旋，轰炸与扫射附近区域。正值雨季，夜间，热带暴雨便将小溪化作汹涌狂澜。

直至那时，我们的营地生活始终笼罩在守卫的周期性暴行中：有人因最微小的过失被殴打至昏厥，遭泼水唤醒后继续遭受酷刑。

然而这远非全部。后来囚犯们被转移到一处更恶劣的地方。“在这里，”普雷斯伍德写道，“我们每日仅有半磅白米果腹，没有其他的食物。如此恶劣的环境最终击垮了翟辅民博士。他与众人一样急速衰弱，又因年事已高，终究无法支撑太久。”

翟辅民此时已极度虚弱，却仍如往常般面带微笑，神情欣然，安然躺下迎来最终安息。这是一个庄严而沉痛的事实：这位曾踏遍大陆与海岛的伟人，如今竟蜷缩在日军简陋狭窄的监狱内，因饥饿而死。我们凡人之心难免要叩问这巨大的道德悖论——这撼动人类伦理根基的巨大不公。他的整个生命都是为他人而活。他毕生寻找贫穷人、被欺压的人和被奴役的人，向压迫者疾呼：“容我的百姓去！”是那股存着极度仇恨和权势欲的势力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而这正是他一直所宣扬的真理所极力反对的。

这幅圣徒衰竭而逝、恶人暂时张狂的图景，正是世界悲怆史的微缩呈现。我们若有任何悖逆的想法，也当即刻消散——因深知上帝欲将人类从道德自戕中拯救之时，亦须降生马槽，在十架舍命。翟辅民正是这位上帝的忠心仆人。对于一位信其所信、爱其所爱的人，还有怎样的离世方式比这更恰如其分？这恰是他甘愿选择的结局。他甘愿将生命终结于东印度群岛。

罗伯特·A·翟辅民博士于1945年7月29日晚逝世。在他的邻床，巴占以马内利宣教会的宣教士韦策尔牧师（Rev. F.R. Whetzel）亦是重病在身。他是翟辅民博士生前见的最后一个人，也是地上最后一个与之说话的人。韦策尔先生写道：“我生命中的莫大恩典之一，便是获准与翟辅民博士同囚于西里伯斯岛。我学习把他作为一位富有异象与信心的伟人而去爱他。”

这似乎是所有认识这位杰出之士者的共识。即便需踏入日军拘禁营方能与他相遇，结识他亦是一种殊荣。

翟辅民离开了我们。他的名字不再出现在宣道会宣教士名册之上。当人们聚集筹划福音遍传、迎候君王再临之时，再也听不见他振聋发聩的声音。但他的工作仍然存续。在世界三大宣教工场上，屹立着的教会成为他仁爱、信心与奉献的丰碑。他的生命终结于这般境遇——若仅观其表，或显悲伤。然事实并非如此——在他离世四年前写下的一首抒情短诗中，向我们展现了内心图景：

终有一日都会结束，
伤痕累累的疲惫双足，
将翻越最后山峦，
又踏尽最后小径，
再抵达最后部落，
终赢取最后灵魂。
届时祂将亲口赞许：
‘做得好，良善忠心的仆人。’

让我们定睛向着那标杆。
因当听闻诸天传来的呼唤，
万物皆将湮没于微不足道之中。
主不久将伴着呼唤从天而降。

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