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最重要的？

看见在东印度群岛上数以百万计的灵魂，翟辅民的内心深深地被触动。他离开时决心让他们应该尽快听到福音。是的，在中国还有无数的人没有听到福音，但是教会已经被建立，这是上帝的工作在那里已经有一个美好的开始，各大城市里也有基督的见证，而且随着更多教会的建立，不久之后福音也能逐渐被其余的人听到。他觉得现在随时可以考虑离开中国，进入一个比中国更需要他的禾场。

在他决定要投入东印度群岛事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早已对无数未闻福音的灵魂有着极深的负担。他坦言，自己曾对教会及其在世界的责任进行过深刻的心灵拷问。有一个问题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不断地扣问着他的良心：根据世界的需要和不久后主的再来，现在什么是最重要的？

他调查了基督徒努力的领域并且看到许多活动的重要性。他觉得培灵奋兴会是中国至关重要的需要之一。信徒们应该被带入圣灵充满的生命中。但是这是最重要的吗？他认为不是。与教会进一步的连结也是信徒所需要的，“我毕生为中国自养的本土教会辛勤耕耘，但鉴于主即将再来，自养政策虽重要，却既不能与首要之事相提并论，亦不与之相冲突。我相信教会的复兴。我不仅为此一直祷告，也深信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在全世界各地会复兴祂的工作并且拯救很多很多的灵魂。同时我也相信，那些从未得之地赢得的灵魂在祂的眼中尤其宝贝。”因此翟辅民的结论是，“最重要的是把好消息带给那些从没听过的人。”

因着他相信基督在祂的教会里应该有来自于地上各民各族的代表，他去了东印度群岛。没有什么比挑战他的神学立场更简单的事了，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无益处的事了。他相信上帝对那些从没听到福音的人有着特别的心意，如果这份相信是错的，那也正是这个错误创造了基督教宣教史上结果子最多的禾场之一。

刚开始他不能确定神要打发谁去东印度群岛。然而，他被圣灵所感深信，得有人快点去那。而且，他向来务实，把所有角度都考虑周全了。“这需要牺牲，”他说，“这也要付上流血流泪的代价。需要大量的钱财，需要经历很多的艰难。为了基督，性命也要舍去。但是难道没有人为此欣然献上他们的财物吗？如果需要在祂的脚前浇奠献上生命，难道没有年轻人甘愿撇下舒适的生活，如耶稣基督的精兵一般，忍受种种艰辛？”

对此，我们要听一听先知，也就是有异象、知道上帝的心意同时又熟知人性的人是如何说的。他知道这些年轻人会来，而且他们确实被呼召而来，正如所预言的，他们受尽艰难困苦，甚至有一些人死了。

起初他也不确定谁要去或者他自己要不要也一起去。然而，在他梦到福音的债和斑斑血迹后，他不再有任何的顾虑。他内心有了明确的答案——他必须自己第一个去。他不能要求别人去做他自己退缩不做的事。正如他所见，虽然他已是两个主要的宣教禾场上的开拓先锋，但这并没有使他卸脱责任。福音的债仍然压在他身上。“我们欠很多人的债——中国人、马来人、爪哇人、印度人以及那里的阿拉伯人，还有内陆的未得之民。我们真的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

这样的负担已经随着云柱一路向南直到东印度群岛。翟辅民现在知道，按着神的旨意，他要亲自在那做一名宣教士。他全心都在那——只待他结束中国的事务，他便将服侍范围转移到南太平洋。

问题是如何找到足够的宣教士进入那块新禾场。没有一个人可以去。从中国他什么都带不走。国内总部也什么都提供不了。然而必须得有合神旨意的人愿意去。

关于翟辅民如何全力克服困难，我们可以在他的书信和报告中略知一二。尤其是他那段时间所写的。他简直把心都浸泡在上帝的话语里。他根本不是“学习”圣经，而是如饥似渴、深入钻研；把圣经里的故事和应许转移到自己身上和工作上。仿佛圣经就是单单为他写的。圣经里和争战有关的章节都被他加粗，意味着这些章节与翟辅民，或婆罗洲（加里曼丹的旧称），或望加锡（印尼苏拉威西岛西南部港市），或任何宣教蓝图有关。如果耶稣说“别的城市”，祂的意思是三马林达（印尼东加里曼丹省的首府）和巴厘巴板（印度尼西亚中北部港市）。如果祂把魔鬼从癫狂的加达拉（尼日利亚某地）驱逐出去，祂也正等着把婆罗洲和西里伯斯岛（印尼苏拉威西岛旧称）内陆地区的猎头者（注：原始部落猎取敌人首级的行为者）身上的魔鬼赶出去。如果摩西是被差遣奉上帝的名和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毫无疑问，翟辅民是被差遣对东印度群岛上空辖制的黑暗势力说同样的话。

这种将圣经内容解读为指向当代可辨识人物、城市或岛屿的思维习惯，是应翟辅民呼召、前往荷属东印度群岛传福音的宣教士们的显著特征。他们的这个习惯也是效仿翟辅民的。他们面对的每一个危险，碰见的每一次抵挡，度过的每一个难关，他们都从上帝的话语中得到合理的解释。他们必须是一群圣经装备最齐全的基督徒，是能出去征战的冒险家。他们确实把真理当作宝剑打败仇敌，当作铁锤敲碎岩石，当作烈火焚烧整座丛林。凡临到他们身上的事，在圣经中都有对应的记载。正如先前的任何一个先知或使徒，他们很有把握是上帝差派他们，他们的这种刚强壮胆是何等的神圣和美好。

但是如何开始成了翟辅民的负担。从国内的总部他什么都得不到；除了许可他什么都得不到。但是，他突然灵光乍现，有了答案：首要任务是把福音传给岛上从各个沿海城市蜂拥而至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那么还有谁比中国基督徒更适合向他们传福音呢？显然，他将差派中国人去那作宣教士。他使一大批的中国基督徒在梧州圣经学院受训。他深信他只要陈明他的主张，他们就会马上回应。

还有一个想法也应运而生了。为了和中国基督徒更好联合，他要建立一个布道团和宣道会紧密合作。他立刻着手成立了中华国外布道团。它的发源地是香港。从一开始翟辅民就是这个布道团激励人心的领袖人物，赵柳塘牧师和王载则是两位最为杰出的同工。大家都期盼这个新的布道团会把可能被差派到东印度群岛宣教的基督徒吸引过来。另一深层考量在于：这应成为接触某些富裕华人的常规途径——他们或愿资助纯华人基督教事工，即便对任何具外国背景的机构皆持冷淡态度。

这个小小的布道团虽然没有壮大，但是它确实像是一丝火花点燃在东印度群岛的工作。但得到中国有钱人的支持的想法却从来没有实现过。这个布道团存在了好些年，主要做文字工作，结束得毫无痛苦又悄无声息，像它的开始一样。但它已达成特定目标，纵使终止也不会令人过分难堪。无论如何，翟辅民对诸如此类的机构丝毫不以为意。它们必须有助于普世福音事工，否则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